感懷商鞅
來源：作者：王永剛時間：2014-09-23熱度：0次
感懷商鞅
一
和同事一起出差，車從312國道進入商洛市時，一尊佇立于國道旁寬闊廣場上雄偉的塑像，引起同事的注意，便問那是誰的雕像，我回答，是商鞅。同事隨口便道，噢，原來商洛是因商鞅而得其名。
我搖頭予于否認。
其實大多數(shù)人都以為商洛是因商鞅而得其名，實際情況是，商鞅原是衛(wèi)國人，后得秦孝公賞識，在秦國掀起那一場驚天動地被歷史稱為“商鞅變法”的運動，并封于商邑（依照現(xiàn)在的行政區(qū)劃，其包括河南內(nèi)鄉(xiāng)東和商洛一帶的十五座城鎮(zhèn)），依此來看，當時鞅的封地比現(xiàn)在的商洛還要大一些。我給朋友解釋道。
近年來，時興以歷史名人來提升某一區(qū)域的知名度，凡是能與歷史名人掛上鉤的，時政當局的治理者都會在這上面做一些文章，標榜與其某種聯(lián)系或淵源，盡而想借這個臺子，唱一出經(jīng)濟或者旅游的戲，是當局者最喜歡做的事情，這不，昨天我去一政府部門辦些業(yè)務，在會議室里就見到數(shù)箱水果，包裝上赫然印刷著“孟姜女故鄉(xiāng)”，想著是借“孟姜女哭倒長城”的傳說來推廣他們的這個水果吧，但我想破了頭，也沒有想到水果的品質(zhì)與“孟姜女哭倒長城”之間任何必然聯(lián)系，無法用史料來驗證，孟姜女在世的時候，是不是種過這種水果，或者對這種水里的品質(zhì)有所改良，如此的牽強讓人啞然無語，只能一笑了之了！
站立在諾大的商鞅廣場上，雄偉的商鞅塑像面色冷竣的注視著自己治下的封地，似乎仍思考著那場由自己發(fā)起并實施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變法……
二
那是一個縱橫家盛行的年代，和那些充滿抱負的讀書人一樣，以“刑名之學”出身的衛(wèi)國人鞅，在而立之年，背負孤劍，在魏國未被重用之后，踏上了秦國的土地，以謀大業(yè)。戰(zhàn)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動亂、大動蕩的時代，也正是這種動蕩與混亂，為豪杰勇士提供了表現(xiàn)自己才能的廣闊舞臺，鞅這顆在魏國險被埋沒的曠世奇才，終于被才登上國君之位的年僅二十二歲的秦孝公賞識，從而開創(chuàng)了一個時代。在秦孝公的強力支持下，鞅充分發(fā)揮了其“刑名之學”的特長，先后從農(nóng)耕、軍戰(zhàn)和中央集權三方面進行了長達數(shù)年的政治體制與社會體制的變革，并配套相關的法令及政策，誘以利、懼以刑，三年之后，變法初戰(zhàn)告捷，商鞅也被任命為左庶長，成為秦國四個最高行政長官之一。
變法啟動到第十個年頭，秦國出現(xiàn)了“道不拾遺，山無盜賊”，民眾“勇于公戰(zhàn)，怯于私斗”的局面，整個國家儼然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、高效好斗的戰(zhàn)爭機器，商鞅也被秦孝公升為大良造，是為秦國最高行政官職，統(tǒng)掌軍政大權，達到了人生的頂峰。也就是這一年，商鞅親統(tǒng)秦兵，擊敗戰(zhàn)國七雄之首魏國，秦國成為戰(zhàn)國列強中最可怕的國家，秦孝公終成戰(zhàn)國霸主，實現(xiàn)了當初商鞅變法所論的“霸道”初衷?？梢哉f，經(jīng)過秦孝公與商鞅十年的變法與治理，秦國兵強馬壯，已經(jīng)顯現(xiàn)出橫掃六合的王者氣象，并且一步一步朝著吞并六國、稱霸天下的未來走去。
商鞅實施改革之初，中國社會與處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轉型期，變革的法令自然要改變傳統(tǒng)中某些固有的東西，同時自然會觸及到一些權貴的利益，為了保證這些改革能順利進行，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，上演了著名的“徒木戲”。他把一根三丈之商的大木柱立在都城的南門，發(fā)布告說，能夠把它遷置到北門的，可獲得十金的獎勵。民眾不信，沒人動手，商鞅再出布告，宣布能遷置的人可得五十金的獎勵。終于，有一個大膽的人把木柱從南門遷到了北門，商鞅當即兌現(xiàn)承諾。這一看似戲劇性的舉措，很快傳遍了全國，使人對變法產(chǎn)生了信心。同時，商鞅還反對他的人處于嚴酷的刑罰，在變法啟動的過程中，太子觸犯了法規(guī)，商鞅沒有辦法處罰“皇子”，就拿他的兩個師傅----貴族虔和賈開刀，一個抓起來關進監(jiān)獄，一個判處黥刑，在臉上刻字以示懲罰。4年后，虔又犯法，商鞅削掉了他的鼻子。這些舉措，都成為世人在論改革法令執(zhí)行時喜于津津樂道的話題。
然而，歷史卻在這個時候顯示出其冷酷的一面。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商鞅，盡管為秦國的強大付出了無比的努力，然在這出戲的總導演秦孝公駕崩之后，商鞅隨即被處于當時最為嚴酷的車裂之極刑，并誅滅全家。據(jù)說當秦惠公派人抓商鞅的時候，商鞅舉家逃亡，來到一個叫關下的地方，想投宿旅舍，旅舍的主人不認識商鞅，說：“我不能接待你，商君法令規(guī)定，讓人投宿而沒有驗明身份的，會遭受連坐之罪?！边@里面的兩個法令，都是商鞅親自制定，其中一項就是影響后世至今的戶籍制度及住宿需出具身份證。商鞅逃回封地商，集結封地的屬下，試圖與朝歌相抗衡，然在商鞅軍爵制調(diào)教下的秦國軍隊此時已是虎狼之師，個個驍勇善戰(zhàn)，他們正想通過戰(zhàn)功而加官進爵，烏合之眾的商鞅部下豈是他們的對手，很快，商鞅便被抓回朝歌，這位歷史上的“酷吏之祖”親自品嘗了由自己烹制的酷刑。實施這次酷刑的主使便是我前文所講的變法中所觸犯了法律的太子---即位后稱秦惠公。
商鞅雖死，但商鞅既定的政策卻均在按預設的軌道上繼續(xù)運行，重農(nóng)戰(zhàn)略及國有專營體制為財政充沛提供了保障，而其獨有的軍爵制度更是激勵著軍事上的野心和兇悍。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，秦國先后發(fā)起了多達100多場戰(zhàn)爭，公元221年，秦王嬴政終于統(tǒng)一六國，自稱始皇帝，從而開創(chuàng)了中華大地上第一個集權帝國?？梢哉f，商鞅主義在這時才獲得全勝。
三
從一個背負孤劍的少年，以改革變法的理念，與秦孝公共同啟動了在后世堪稱絕響的改革，并成就了秦孝公“霸道”的初衷，秦王嬴政也正是依靠這場改革的成果，最終成就了“千古一帝”的堂皇功業(yè)，毫無疑問，這種改革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這些變革的法令中，如重農(nóng)抑商、資源國有制度、戶籍制度、郡縣制度、軍爵制度等對后世都產(chǎn)生了重要的影響，可以說，是商鞅設計了中央集權制的模式。然，商鞅設計了這個故事的開始，也預知了這個故事的結果，卻沒有預料到自己被車裂的下場，這不知是不是歷史的嘲諷。
歷史千年以承，后世看商鞅變法，還是有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。如其實行的軍爵制，所謂對民誘之以利，看似人人都可以通過戰(zhàn)爭獲取功名富貴，實質(zhì)上是通過重刑或重賞讓全民變成勇敢而兇猛的戰(zhàn)士，在他的治國邏輯中，戰(zhàn)爭是起點，也是終點，并且循環(huán)往復，不應該停止；以重農(nóng)抑商，讓民眾去耕作，糧食就會迅猛增加，打仗也就有了物資，然后用軍爵制度激發(fā)民眾的戰(zhàn)斗熱情，攻城略地之后，土地和人口又增加了，就可以擴大農(nóng)耕，繼續(xù)發(fā)動下一場戰(zhàn)爭，如此，國家就成了一臺強大而無比恐怖的戰(zhàn)爭機器，人民則成了無知無畏的殺戮之士，為了確保這個戰(zhàn)爭機器的高速運轉，他還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剝奪富人的財產(chǎn)，讓人民始終處于同樣的貧窮線上，這種讓民弱、民怯、民愚的思想，盡管確保了國家兵源，在短期內(nèi)可以促使帝國迅速擴張或壯大，但是，其思想的局限性顯而易見，違背人性的基本原則，其統(tǒng)治的脆弱性也自是必然。這一點，從世界上看，與其同時代的亞歷山大帝國迅速崛起，但又很快的裂解，大秦帝國也如出一轍，僅僅存活了不到二十年；后代的蒙古帝國在征服了大宋王朝之后，其疆域曾橫跨歐亞大陸，但也很快的落入同樣的歷史邏輯之中。世界近代史上的由希特勒所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帝國，通過變法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大日本帝國，命運均是如此。
就商鞅本人的結局而言，更讓人無限感懷。一代改革大師，拓疆興邦，奠定帝國崛起的基礎，可謂豐功偉績，然卻被五馬分尸，誅滅全家，可謂慘矣。但仔細究其因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其中一些端倪。其一是為推行自己的變法，最終實現(xiàn)“霸道”的目的，不惜立酷刑，謂之“酷吏之祖”毫不過分，史書記載，有一次，他在渭河邊論法，一口氣就殺死了700余人，導致“渭水盡赤，號哭之聲動于天地”。 其二，他不允許爭論，不允許辯駁，在變法過半時，一些先前反對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贊美變法，商鞅說，這些都是“亂化之民”，于是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城，從此，再也沒有人敢于議論國事了。其三，商鞅的經(jīng)濟思想中，“強國”與“富民”似乎是對立的。他極端的認為，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，而且絕對不能夠富足?！爸螄e，貴令貧者富，富者貧”，顯而易見，商鞅認為理想的狀態(tài)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，最好的狀態(tài)是家里沒有一點多余的糧食----“家不積粟”，以保持饑餓進取的精神面貌，他把國家的強大遠遠放在了民眾富足之前，強調(diào)“國強民安”，而不是“國強民富”，所謂“安”，年份好的時候，有口飯吃，饑荒到來的時候，不餓死，這已是最大的善政。
如同我們看螞蟻搬家而產(chǎn)生的諸多可議論的現(xiàn)象一樣，似乎總歸結于自身的局限性，但不容我們忽視的事實卻是：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是我們這個早慧的東方文明古國第一個思想高峰期，相繼出現(xiàn)了老莊、孔孟、楊墨等諸子百家，其思想如天上之繁星，璀璨奪目，如孔子就提出了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”，也就是說孔子認為最好的狀態(tài)是“均無貧”，安居樂業(yè)，類似于今天的福利社會、和諧社會的主張，更認為要“藏富于民”；老莊也主張均貧富；而孟子更是提出了民眾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，這些思想中，無不閃現(xiàn)著樸素的治國為政之道；遺憾的是，商鞅未能汲取其中任何一點有益的部分，而是我行我素的按照自己的“國之所以治者，一曰法，二曰信，三曰權。法者，君臣之所共操也；信者，君臣之所共立也；權者，君之所獨制也”一意孤行，無視民間悲與苦，視民眾為草芥，并附之以酷刑、重賦、獨裁，將中央集團演繹到恐怖的極權主義，其悲劇性結局亦是必然?？v觀歷史，酷吏、苛政、獨裁者從來沒有好的下場，無論他是出于什么樣的目的，達到了什么樣的效果。在秦孝公與商鞅進行鐵腕變法的22年里，商鞅每次出門，都有十多輛兵車保護，史記之結怨無數(shù)，我想，這個“怨”既有他的政治對手的“仇怨”，當然，肯定也有相當多的“民怨”，這一點，似乎秦孝公已有所意識，他在病重時曾萌生把王位傳給商鞅的念頭，我想，秦孝公是考慮到一旦他駕崩，離開他支持與保護的商鞅肯定不會有好的結果，所以才有這種念頭吧！
四
風雨如晦，關山似鐵。如果說封建主義、中央集權是社會發(fā)展的選擇，是時代使之然，那么，對比中西方早期的發(fā)展，我們不難看出，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，是政治性的封建制度，也就是說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，一定的階級為了實現(xiàn)自己的最大化利益，采取了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，從而形成了中國歷史的特質(zhì)，自商鞅以后，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已基本定型，后世歷經(jīng)千年的打磨和探索，日漸趨于精致完善，特別是在商鞅所倡導的“權者，君之所獨制也”影響自今亦不能消除，毫無疑問，世界上最大的貪婪，就是制度的貪婪，沒有限制的“君所獨制之權”，最終導致了這個早慧的古代東方文明發(fā)展到近代時，與現(xiàn)代文明分道而馳，這是讓我們嘆息的。而與商鞅同時代的希臘、雅典，都對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進行了思考和實踐，同一時代歐洲的封建莊園并與之配套的，只是經(jīng)濟性的封建制度，更為可惜的是，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(xiàn)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，專制、集權、獨裁已形成了制度和文化上的習慣，千年以來，鮮有改觀。甚至直到今天，中國的省市縣治理模式仍然沒有跳出商鞅當初郡縣制的藩籬。
巴菲特說過一句名言：“如果你在錯誤的路上，奔跑也沒有用。而走在正確的路上，大可不必著急。”斯人已逝，以商鞅命名的諾大的這個廣場已成為當?shù)厥忻裥蓍e納涼的好地方，新修建的高速公路將這個城市與外界更為緊密的連接起來，一直通向遠方……
[img]http://b110.photo.store.qq.com/psb?/V10uOxR12CNtlr/Ux5WJFN.B6zeOdRu9oc63aFLHh83cFXWWbUwxi6epaM!/b/dCbPlkGOFQAA&ek=1&kp=1&pt=0&bo=iQJ9AQEAAAAAANA!&su=0184413633&sce=0-12-12&rf=2-9[/img] (編輯：作家網(wǎng)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