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平武縣城龍安鎮(zhèn)出生的,六歲的時候隨父母工作調動來到了北川縣城,因為太小對平武的記憶只有報恩寺、金水橋。而到了北川就開始上小學了,小學的記憶很模糊,只記得我的班主任叫馮德珍,那時候的我們是在黃帥寫大字報、張鐵生交白卷、“批林批孔”運動和胸前戴著“紅小兵”“紅衛(wèi)兵”胸牌小學畢業(yè)的。初中時期正趕上70年代末我國對越“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”開始了,聽了老山戰(zhàn)士的英模報告,少年的我熱血沸騰,我的第一篇小說“梅梅和麗麗”就是那個時期發(fā)表在《北川文藝》上的,我還寫了好多信寄給老山前線的戰(zhàn)士,而由此收到了二等功臣劉躍武的回信,收到了前線某部宣傳部部長陳保前送的一支“解放軍報社贈”的鋼筆;這封信和鋼筆我如同寶貝一樣完好地保存著直到大地震發(fā)生。
我們那個年代的人一定還記得1980年5月,一封署名“潘曉”的讀者來信《人生的路呵,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發(fā)表在《中國青年》雜志上。這封信用沉重、幽怨、郁悶、誠摯、激憤的筆觸書寫了人生痛苦和創(chuàng)傷,引發(fā)一場全國范圍關于人生觀的大討論,那時候的我和潘曉一樣,希冀著心靈的甘露,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火炬,于是我和千百萬青年人一樣全身心地投入了大討論中;那場討論一直延續(xù)到1981年《中國青年》第6期發(fā)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《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》,至此,“潘曉討論”才正式結束。正因為參與和關注過這次大討論,參加工作以后,我曾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:“人生的價值不在于別人的談說中,而在于選擇自己的目標,走一條屬于自己的路”“人的一生首先要尊重自己,相信自己,并給社會創(chuàng)造價值,成為社會這顆長青樹上的一片綠葉,而不是蛀蟲。”
讀高中是在北川中學,我們這個年級最不被老師看好,一個一直跟我們的老師說:“你們初中叫瘟79,高中就叫瘟81”,這可是實話,在學校成績最差的是我們,上課調皮搗蛋的是我們,學校花園里的花、果樹上的果子被摘,附近老百姓院子里晾曬的薯片沒有了,不用問肯定都是我們這個年級的同學所為,當然我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。高中時期我最喜歡的老師叫郭鳴鴻,她是成都知青教物理的,郭老師年輕漂亮,披著卷卷的長發(fā),可惜照片留老縣城了;每次我不開心的時候,不管對錯她都不會像其他老師那樣不問青紅皂白一頓訓斥,她會像大姐一樣溫和的了解情況、分析問題,連批評你的時候也是面帶笑意,可惜郭老師在我們畢業(yè)不久就離開北川回成都了,我曾按照她留的地址寫過幾封信,卻從來沒有過回音,30多年過去了,我不知道郭老師在那里,現(xiàn)在是否安好?但在我的心里老師永遠都是長發(fā)飄飄年輕的樣子。
2016.2.5于北川新縣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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